【是保護還是父權控制？性別暴力防治制度的再思考】座談會 #活動紀錄

本會辦理【是保護還是父權控制？性別暴力防治制度的再思考】座談會，透過專題演講與多方與談，邀請性別教育領域學者廖珮如（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）、大專校院性平會業務承辦人吳怡靜（高雄市婦女新知協會理事）及大專校院專任諮商心理師陳錦錫，從制度設計、行政實務與心理創傷三個面向，深入檢視現行性別暴力防治制度在實務運作中所浮現的矛盾與盲點。

性別暴力防治制度的建立，是臺灣性別平等發展歷程中一項重要且珍貴的成果。它象徵社會不再容忍性別暴力，並試圖透過明確的通報、調查與處理程序，確保任何一位受害者不再被忽視。然而，與談人也從第一線經驗指出，當制度走入真實的人生處境時，原本以「保護」為名的設計，卻可能在無意之間轉化為壓力，甚至成為另一種控制。

這場座談並非否定制度或法律的必要性。相反地，制度正是為了修補過去受害者被迫沉默、求助無門的歷史而存在。然而，在制度運作已逾二十年的此刻，更值得被重新檢視的是：制度是否仍停留在「一套程序適用所有人」的思考？是否預設所有受害者都必須、也都準備好立即進入制度流程？當制度以保障之名啟動時，我們是否真正聽見了受害者的意願？

#制度運作的三大矛盾
一、保護與自主的衝突：成年受害者仍缺乏選擇權
現行制度多預設受害者需要立即被保護，卻往往忽略「是否願意」、「是否準備好」。許多受害者並非拒絕求助，而是不希望在情緒尚未穩定前，就被推入調查與行政程序之中；而對多元性別者來說，通報更可能面臨出櫃，帶來額外風險。
二、制度效率與創傷復原速度的落差
制度強調通報時效與結案期限，卻與創傷修復所需的安全感、信任與時間不同步。加上缺乏「檢傷分級」機制，不同程度的案件皆走相同流程，不僅耗損人力與資源，也常出現「程序走完了，人卻沒有被接住」的失落。
三、第一線工作者在制度縫隙中奔跑
承辦人若未依法通報可能受罰，但通報又可能嚇跑當事人；心理師在專業倫理與法律義務間拉扯；中小學校園則面臨高度熟識環境下的保密困境與專業訓練不足。制度對程序的要求日益嚴密，現場的資源與支持卻未能同步到位，使第一線工作者十分難為。

此外，現行評鑑制度多檢討學校承辦人的行政作業，卻缺乏檢視性平會調查委員專業能力與性別意識的機制，不適任委員的退場制度設計上也相對被動（除非委員有遭遇到不適任投訴或自己拒絕繼續回訓），使第一線人員一方面承接制度造成的傷害，一方面又必須承擔落實法規的責任。

最後，與談人提出多項可立即思考與實踐的方向：
一、保留彈性，不搶奪主導權：通報義務不必然等同於立即啟動全面調查；應提供選擇權讓成年被害人自主決定是否要被通報進入程序。
二、陪伴優先於程序：先穩定身心與生活，再討論制度介入的可能。
三、擴大創傷知情視角：不只看見受害者，也理解行為人與助人者可能承受的傷害。

理事長在結語中指出，法規立意良善，但本身也並非完美，我們都在制度的縫隙中努力生存。如果每個人都願意多做一點，彌補制度與資源的不足，也許就能真正幫助到某一個人。